精神专科医院总体多年注重生物精神医学模式，更加偏向“诊断和药物治疗”，主要面对心理症状非常突出以致于严重影响社会功能的状况。精神专科医院的心理咨询或治疗师在近十多年获得了快速的发展，从业者基本都是精神科医生教育受训背景；社会心理咨询中心等机构的专业人士大多非医学背景，他们更多是学心理学或其他学科出身。主要帮助求助者持续存在的烦恼、心理冲突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功能下降与人际关系的紧张。社会心理咨询机构还承担促进求助者人格成长的任务。
下面有个案例是之前接触到的，分享给你，希望能帮助你了解得更清楚。
第一面见到李楠父母的时候，他们的神情很是着急。
“老师我们这次来就是跟您说说这孩子的情况，这孩子现在不出家门，我们也是病急乱投医，比较着急解决问题。”李楠的母亲先张嘴说话了，而父亲则靠在沙发上抿着嘴，一言不发。
“您看看，这是孩子的现在的情况。”李楠的母亲掏出一本病例，病例上并没有叙述李楠的故事。而是一短行诊断，以及服药情况。
“我觉得我儿子没病。”这时一旁的父亲却打断道。“但是那个大夫说我孩子有精神上有问题，我自己养的儿子，这么多年都没问题，怎么到她那就有问题。”“你又自以为是，要不是你对孩子这样，现在儿子至于么？而且吃过药以后确实好点了，你能不能听听人家大夫怎么说。”
“我很难根据现在的情况去判断孩子真的是有什么神经症，我需要见到孩子再说。”我说，“您能跟我说说孩子都吃什么药物么？”
“劳拉西畔，拉莫三嗪，因为孩子有躁郁症，孩子吃完是情绪少多了，但是有点木。”这是我得到的答案。包括还拿出了SCL90，汉密顿的量表。然而我素未谋面的来访者才只有15岁，我不知道这些量表在自测的环境下又多了多少水分。而这个家庭连表面上的和谐都维持不住底下，又藏了多少这个孩子的辛酸和父母的无奈。
两天后我见到了我的小来访者。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和我在之前得到信息完全不符。之后我在咨询室里也进行了逐一的核对，发现让李楠出现在这里的导火索是厌学，孩子对学习不感兴趣和成绩的一落千丈让老师警觉，同时建议了父母去带孩子去医院检查。结果导致了现在家庭的分裂，父母各执一词，父亲专断而强势，他坚信自己的孩子没有问题，也不需要接受医院的治疗，包括他对医院开出药物对精神上的副作用也颇有微词（镇定性药物）。而妈妈觉得孩子的问题来源于“孩子病了”，所以坚信医院的治疗也积极配合，医院则给出了：休学，通过物理治疗控制情绪的建议。由于孩子爸妈在孩子的意见上的不统一，他们从河北来到了北京，听取心理咨询师的“公正”。一方面我感慨父母对孩子的上心和付出，也唏嘘于父母从来没有问过孩子的想法，也没有去体会过他的感受。
经过2次的接触，终于开始敞开心扉：他无法承受父母给的高期待，在前一段时间内，他无法接受父母让他转学的决定，父母双重攻势：父亲强势，铁腕作风，你就必须去，为了更好的成绩，你没得选；母亲则是软刀子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爸妈费了这么大劲让你转学，你就去吧。孩子自己没有选择的权力，而在新的班级，作为外来者的他无法融入，同时转校后第一次月考又没有考好，一瞬间，辜负父母的期待，对父母的埋怨，同学的孤立，对自己以前朋友和女友的想念全都压在这个15岁的孩子身上。所以他累了，他想放弃，可是他的父母老师不允许，他从父母的软硬控制中无法逃离，反倒进入了一个新的软硬控制中：对于孩子有没有病的争夺。
后来经过了2个月的咨询，李楠一次次试探着向父母展开自己的心扉，而父母也一次次开始向他诉说着自己的担心和不容易。感情代替了对彼此的控制，重新在这个家庭中流动起来。在这个家中每个了解了自己的模式对其他人的束缚，也开始能体会着彼此的不易。在最后的一个月和这个家庭的相处中，家人间的界限重新被建立起来，反倒没了情绪上的冲突，也不再用服药，也开始凭借着自己想要学习的意志留了一级重返校园。李楠的父亲也感叹到，他从来没敢相信其实他自己是愿意学习的，他以前觉得所有孩子都贪玩，所以必须逼着学，看来他这份不信任没能让孩子更加努力，反倒是选择相信的时候事情会这么简单。
9月份，我的助理收到李楠的微信，说自己虽然留了一年，但是这次自己在新高一上的自我介绍一下就出彩了：“我大方跟他们说我可是留过级的，要是有什么冲突可以放学留下来学校后面找我。结果逗的底下大笑，感觉重新被接受的感觉真好。”短短就几条微信，我看到的不再是那个因为服药而眼神木讷的孩子了，或许比起武断的给人下一个定义，是解决问题的更好方式就是相信改变，永远是有可能的。
